这样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1999年。当时美国国会废除了1933年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一部人为地使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活动分开的法律。

　　自由市场思想也得到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青睐。这个工作组是由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CFTC）组成的。在1999年11月，工作组建议，应把合格的交易参与者（CFTC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包括机构参与者）进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从商品交易法（管理远期合同交易的主要法律）中删除。

　　这个工作组的报告以一种微妙的、更人性化的方式肯定了市场，因为它的成员之一、财政部长劳伦斯R26;萨默斯在从哈佛大学调到华盛顿的几年之前，就是一位狂热的衍生品市场的反对者。下面是萨默斯教授以一位特约编辑身份就股指期货问题所写的并发表在1987年10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从长期看，应对股指期货市场加以管制并使其消失。通过使投资者能够拥有超过15万美元的实际所有权而投下只有6500美元的方式，期货市场绕过了各种保证金制度。它使证券投资组合等交易战略成为了可能。这些战略在股市下跌之后，通过造成巨大的抛售压力，增大了市场不稳定性。同时，对寻求长期投资的稳定投资者来说，这些期货市场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投资机会。很明显，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华盛顿的萨默斯提高了他对金融市场的理解。这种真正顿悟是很少发生在美国政府官员身上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非常感激这位反对市场管制的劳伦斯-萨默斯——如今的财政部长萨默斯，而非1987年想诋毁指数期货市场的那个旧劳伦斯-萨默斯了。

　　尽管自由市场理论取得了少许成就，但是导致新的政府市场干预的进程却难以逆转。一旦新的管制形成，它就会保留下来，即使它起初形成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

　　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为改革者提供了两个发展的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上文所描述的东南亚危机和相继发生在中国香港、俄罗斯和巴西的“传染病”；第二个机会就是，对金融改革的支持者来说，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实际上毫不费力地打击了整个对冲基金行业。这两个近乎同时出现的机会激发了重新改革的要求，这一次是以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的交易及已渐为人知的“高杠杆”机构（可能是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前面提到的杠杆出了问题）为中心。

　　假设这些改革者是对的，并且需要对这种金融制度运行方式进行重要改革。可以想象，这场改革必将迎来一个复杂的、新的设计师团队。不久，这些改革者将发现，市场有其天然的防御屏障和伪装本领。抑制和控制资本市场并不容易。与管理外汇市场相比，管理股票发行、股票流通市场的交易和股票指数期货的套利交易等就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了。外汇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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