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如何影响政治。知识分子试图以启蒙为己任,以知识对抗权力拯救权力,创造“好人政府”,实现“学以致用”的古老理想。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度焕发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公共理性,但很快被九十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文化“计划化”的大潮冲垮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职称评定、津贴项目的体制化力量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无从生长。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时代,后科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日语、韩语、法语等在线辅导学习 www.qnxx.cn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qnxx.cn 高中生留学资讯网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