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日语、韩语、法语等在线辅导学习 www.qnxx.cn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6〕。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 内容来自qnxx.cn青年小语种学习网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